尽管中美贸易战尚未进入全面短兵相接阶段，但唱衰中国的声音四起，理由是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性比中国要强很多，现实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看法。

8月24日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威胁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股市应声大跌，时隔三年后再次出现千股跌停"奇观"，而人民币短短几天也将2018年的升值大部分回吐，快速贬值。目前的汇率是1元人民币约合0.147美元。

另外，中国东南沿海传出了出口惨淡甚至企业倒闭的消息。市场和社会隐约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

有鉴于此，有人认为，贸易战将考验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或希望贸易战能够在中共内部起到某种催生变化的作用。

在气候学上有蝴蝶效应。考虑到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脆弱性，从绝对意义上讲，贸易战引发或促进一些极端情况的出现是有可能的。

贸易战被认为会考验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图源：VCG）

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有着绝对控制能力。此外，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规范、以及严厉防止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民众大体支持中国政府。因此，贸易战不会动摇中国现政权的统治根基。

美国对大规模“中国制造”加征关税，对中国制造业会有打击，初期在某些行业可能导致失业规模巨大。

从事情的因果链条看，贸易战一旦触动了原本并不良好的就业，对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是个考验。换言之，贸易战如果长期化，必然带来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失业、严重通货膨胀、房价等资产价格暴跌，不仅危及底层民众，也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从而引发和勾连起社会原来存在多重危机。

以此衡量，美中目前宣布的各自加征500亿美元关税远未到这一步。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中的行业产品的征税，对中国制造业会有打击，初期在某些行业可能导致失业规模很大，但放在整个中国社会，应该能够消化。另一方面，中国停止购买美国优质农产品，也会在初期催生通货膨胀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但整体通胀水平应该还是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不大可能突破两位数。

当上述失业和通胀现象发生后，中国政府可能会改变经济调控的基调，重新提出保增长，一些经济学者已提出此建议，如果政府改变目前偏紧的防风险做法，适度放松紧缩政策，大兴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不难应对这个难题的。

可以说，贸易战仅仅保持在当前水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基本上可排除不管。除非贸易战升级。鉴于特朗普政府已经发出对2,000亿美元乃至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威胁，贸易战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假设一种最坏情况的发生，即中美贸易清零，中国每年5,000多亿美元对美贸易以及3,000多亿美元顺差消失，其破坏力将极为惊人。

例如，工厂出现倒闭潮将难以避免，就业形势会非常严峻。同时，外汇储备也将严重缩水。假如美国还进一步发起金融战，对人民币的稳定、股市、债市也将形成严厉打击。社会因此将出现骚动情绪。如果应对方式失当，会形成政策本身带来的次生灾难，加重社会危机。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Mike Pompeo）在美朝峰会后、关税政策宣布前访问过北京。中美贸易战下一步的走向，还将取决于中美两国更广层面上的谈判。

不过，有分析指出，即便中美贸易摩擦继续激化，对中国政府的执政不会带来严重打击。

首先，贸易战引发的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一定会失控到无法收拾地步。带来严重通胀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由于中国的反制措施包含在初期500亿美元关税中，虽然中美贸易的全面清零会加重通胀，但中国政府会通过加快替代产品进口，以及对本国农产品和其他产品的扶持来部分缓解通胀。另一面，大规模失业本身会降低通胀率，因为这时候人们会节衣缩食，购买力降低。

其次，外储虽然缩水严重，但人民币贬值也有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事实上，如果人民币贬值厉害，贬值的程度就可以抵消加征的关税，因此，两国贸易不可能真正实现清零。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中国对美出口，虽然逆差会大幅减少，但总体出口受影响不是非常严重。

再次，美国对中国开打金融战，对中国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信贷几乎不会是致命的，因为银行业牢牢控制在中国政府手里，不像股市和债市，受外部因素和市场情绪波动大。而只要银行不发生系统性危机，加上外汇会受到严格管控，金融业就不会垮。

最后，对于多数人来说，财富的主要体现的房地产方面，可能在这波贸易战和金融战中不会受损，或者受损不大，甚至账面的价值还可能会增加。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在贸易战中可能会借机刺破债务泡沫，让资产价格暴跌，然后把“罪名”安在美国身上。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一旦刺破这个泡沫，或引发债务危机和银行破产。如果房价暴跌，全社会特别是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主流阶层的财富势必严重缩水，将彻底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因而在贸易战和金融战中，中国政府会更小心翼翼地呵护楼市。美国还没有有效打击中国楼市的手段，因为这里的土地掌握在政府手上。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在最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清零，同时伴随金融战。但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头疼的还是失业问题。

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中，曾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失业潮和通货膨胀失控时期。两个失业潮一是改革初期，一是1990年代中后期，前者是因为知青返城；后者的起因则是国企改革，当时的失业状况远比目前贸易战的初期阶段严重得多。

两个通胀，一是1986年至1989年，二是邓小平南巡后的1992年至1994年，最高时通胀都接近30%。虽然1989年的通胀引发了学运，但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在处理失业和通胀问题上还是有经验的，加上40年间，中国政府积累的财富不会在贸易战中一下子花光，以及在特殊时期的强力维稳，虽然失业大潮会引发社会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可能会传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但中国政府不会有明显的内部分化出现。

总之，美国的一些鹰派虽然号召要拿出当年同苏联打冷战的精神来对付中国，但两国贸易不可能清零，同时也不大会发生金融战，因为这样美国也要付出不菲代价。美国社会是否准备好了这种代价，是令人怀疑的。

可以说，冷静分析的结果是，全面贸易战会重创中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执政权威构成严峻挑战，但不会动摇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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